畅春园是清代建造的首座皇家苑囿。从功能看，清代兴建的皇家苑囿或是为了方便皇帝修身养性，或是为了奉养东朝。畅春园在其兴建之初的康熙朝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到乾隆朝则收缩为奉养东朝的专用之所，并成为定制。
畅春园功能的单一化使得其后来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从而走向衰败，从皇家苑囿逐渐成为了荒废之地。畅春园关联皇家生活，它的兴衰是清代园林史上的一曲悲歌，映衬着清王朝的由盛而衰。
畅春园和西花园画像（摘自《三山五园的起始 畅春园》）畅春园建于康熙朝。据康熙帝《御制畅春园记》记载，兴建畅春园一方面是为了修身养性，所谓“朕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奉养皇太后。因皇宫夏日溽暑难耐，推崇孝道的康熙帝为了给皇太后提供一个宜居的颐养之所，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归来后，命工匠在水土洁净的京西仿江南山水营建畅春园，经三年而成。畅春园坐北朝南，据文献图档估算，其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600米。园内以园林景观为主，建筑朴素，多为小式卷棚瓦顶建筑。畅春园落成后，康熙帝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园内居住。具体而言，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奉皇太后到畅春园度过上元节，并赐宴外藩王公大臣；二月份，巡视京畿后再回到畅春园；四五月份启程巡幸塞外或避暑山庄，九、十月份返京后仍住畅春园，直到年底才回宫过年。不过，畅春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休养之所，康熙帝居园期间“政事几务即裁决其中”，这使得畅春园成了皇宫之外的另一个理政中心。当皇帝驻跸畅春园，朝廷大员和皇子们也往往随行。为了给这些人提供随侍居处，朝廷在畅春园附近或修复明代遗园，或造新邸，由此带来了清代园林建设的兴盛。雍正朝，畅春园的地位被圆明园取代。雍正帝继位后，将驻跸休养之所改为父皇先前赏赐的圆明园，畅春园遂失去了避暑听政的功能。另外，由于雍正帝生母仁寿皇太后在他即位不到半年即崩，畅春园奉养东朝的功能也被闲置。乾隆朝，畅春园被重新起用，成为奉养皇太后的专用之所。乾隆三年（1738）正月十一日，乾隆帝在守制结束后，陪崇庆皇太后幸畅春园并下旨说，孝养皇太后“应有温凊适宜之所”，畅春园位于“地境爽垲，水泉清洁”的都城西郊，适合颐养，当遵旧制稍加修缮，“以为皇太后高年颐养之地”。崇庆皇太后长寿，居畅春园40余年，乾隆帝时常前往视膳问安。而在崇庆皇太后去世后，乾隆帝考虑到“畅春园为皇太后颐和娱志之地，神御所安”，在陵寝地宫“诹吉鸠工”前，遂将皇太后梓宫安奉在畅春园九经三事殿。为此，九经三事殿“易盖黄瓦”。圆明园之长春仙馆亦曾为皇太后居处，乾隆帝又命将长春仙馆正殿、偏殿都改为佛堂，并添设佛像。在办理崇庆皇太后丧仪的过程中，乾隆帝顾虑后世子孙援九经三事之例改圆明园，下旨对畅春园、圆明园的功能作了规定，其中提道：畅春园为“皇祖旧居”，颐养皇太后40余年，乃皇太后“神御所安”最为怡适之所，是故“易盖黄瓦，敬设几筵，奉移成礼”；而圆明园则有所不同，其“正大光明殿，则自皇考世宗宪皇帝爰及朕躬，五十余年莅官听政于此，而门前内阁及各部院朝房，左右环列，规模远大，所当传之奕禩子孙，为御园理政办事之所”，此万年不可更改；“若畅春园，则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我子孙亦当世守勿改”。从此，畅春园作为奉养东朝之所被制度化。
畅春园被乾隆帝定为奉养皇太后的专用之所，不过在崇庆皇太后去世后，畅春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皇太后可奉，实际上被闲置。闲置中的畅春园首先遭遇的是守备被逐步削减。在雍正之前，畅春园是由巡捕三营八旗护军“分拨兵弁，巡防禁苑”。雍正时期设守备2员、把总2员。乾隆四年（1739），恭逢皇太后驻跸畅春园，为增强防卫，增设畅春园汛19处，日以营总1人，署副护军参领4人，护军校、护军190名守卫，夜传更筹8次。乾隆十年（1745），增设畅春园汛20处，日以护军参领1人，副参领、署参领4人，护军校、护军200人守卫。但崇庆皇太后去世后，这些守备被逐步削减：先是裁撤畅春园汛15处，仍留门班5处，日以副参领或署参领1人，护军校、护军58人守卫。乾隆四十六年（1781）后，畅春园汛并入了负责京城治安的巡捕五营，仅为中营五汛之一，所设守备1人驻扎海淀下洼子。与此同时，畅春园的不少管理人员也被撤走或调往他处。当年二月，畅春园太监等被撤去，各处宫殿陈设交该苑丞等“带领园户等看守”。四月，畅春园各庙太监、和尚7名“拨往万善殿当差”，畅春园首领韩忠等5人“拨往万寿山等处当差总管”“畅春园现有园户内，著拨十名给静宜园当差”。畅春园守备力量被削弱，预示其开始衰落。嘉庆朝，虽然皇帝前往畅春园恩佑寺、恩慕寺行礼的仪式仍在继续，但由于嘉庆帝的母亲在乾隆年间就已去世，畅春园实际上继续被闲置。畅春园的建筑皆以简朴为主，不事雕梁画栋，“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茨，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闲置过久，园中建筑易因失修而残破。如嘉庆十二年 （1807），畅春园内就有“殿宇房间拆去多座”；二十一年（1816），又因使用需要而不得不修缮畅春园阅武楼工程。不仅建筑如此，因长期闲置，畅春园的管理也漏洞百出，以致嘉庆十年（1805）二月，畅春园春晖堂发生了被盗事件。而除了管理松懈，畅春园管理人员的规模亦在逐年萎缩，园户也大为缩减。嘉庆七年（1802），负责畅春园守卫的护军营官兵被裁撤，看守事宜交巡捕营官兵；嘉庆九年（1804），嘉庆帝谕令军机大臣进一步裁汰畅春园“冗滥人员”；嘉庆十一年（1806），庆桂奏称畅春园等处存在额外添设管理人员的情形，嘉庆帝谕令“分别裁撤”。闲散人员及虚额被裁撤，反映了畅春园管理事务的萎缩。与此同时，畅春园原定260名额设园户在嘉庆十二年（1807）也被裁减了60名。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畅春园因奉养功能闲置而逐步走向衰落，这种状况在道光朝更趋明显。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新继位的道光帝尊封嘉庆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恭慈皇太后。新加封的皇太后为嘉庆帝守制3年，暂居慈宁宫，释服之后，按皇祖乾隆帝所定规矩，移养畅春园。但道光元年（1821）五月十九日，道光帝谕内阁，变更了畅春园作为奉养东朝之地的祖制：“畅春园自丁酉年扃护以后，迄今又阅数十年，殿宇墙垣多就倾敧，池沼亦皆湮塞。此时重加修葺，地界恢阔，断非一二年所能竣工。明年释服后，圣母皇太后临幸御园，不可无养志颐和之所。朕再四酌度，绮春园在圆明园之左，相距咫尺，视膳问安，较之畅春园更为密迩。”从道光帝圣谕看，畅春园此时残破已甚，昔日“弥望涟漪，水势加胜”的容颜不再，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变更奉养东朝之所的祖制也是迫不得已。由于闲置，畅春园园内不少建筑在道光朝因糟朽被拆除。其中，道光三年（1823），拆去了澹宁居、疏峰、观澜榭、大西门等建筑；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管理畅春园事务大臣奏称，园内“将及坍塌游廊一百零八间，内已坍塌四十二间，其余歪闪”，不便修理，“拟请一律拆去，拣选堪用物料尽数抵除钱粮，以归节省”。此外，畅春园的管理人员在道光朝也进一步被缩减。道光二年（1822），畅春园郎中调补绮春园，署苑副4人也被调拨到绮春园当差，园中事务降为该园六品苑丞办理。由于管理松懈废弛，畅春园中的土山甚至被居住在附近的太监平毁，用来盖房种树，开办花厂，从事经营活动。虽然有关太监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被惩处，但被破坏的土山却无法复原。
民国初年的畅春园遗址（图中两座山门即为恩慕寺山门和恩佑寺山门）由于衰败残破，朝廷无力修复，畅春园在道光朝一直被闲置，到咸丰朝已基本淡出宫廷苑囿。咸丰初年，畅春园一带盗贼群起，案件频发。咸丰二年（1852）八月，紧邻畅春园的老虎洞发生“一夜连劫二家重案”，事发当天夜里，正值咸丰帝还宫，“已传三筹之后，站道官兵森列，熟视无睹”。更有甚者，“屡有骑马盗匪数十人持械经过，更夫瞥见鸣锣，转被该匪威吓”。咸丰十年（1860），京西园林遭遇劫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据北京，直犯圆明园，肆行焚抢。英法联军的烧掠进一步恶化了京西的治安，“海淀一带，土匪四起”“乘夷人滋扰之际进行抢劫”。混乱之中，已经衰败的畅春园遭遇劫掠在所难免，其结果却是管理和守备进一步被裁减。咸丰十年（1860），畅春园周围裁撤堆拨129处；十一年（1861），依照步军统领衙门所奏，将修垫土道民兵全行裁撤，又将包括畅春园在内的原设步营八旗步甲裁撤736名，“以节糜费”。到同治朝，畅春园的管理和守卫几乎停止。光绪朝，慈禧太后改清漪园为颐和园，供己颐养，在整修颐和园的过程中，远离皇家生活的畅春园变成了取材之地。光绪朝奏折中有一题为《奏为畅春园势难兴复，铜狮、石笋请移至万寿山安设等事》的附片，这件附片的具体内容不详，但其标题已表明此时的畅春园几成废园。除了清廷在修建颐和园时挪用畅春园残存的建筑材料外，周围仕宦乃至民众亦常从园中掠取可用之物。例如，顾太清在《惜琼花》诗中吟咏家中刚刚补种的白莲，诗下自注：“此花从畅春园移来。”由于失去管理和保护，畅春园池沼淤塞、树木花草尽失，其中空地被附近居民垦种。宣统年间，畅春园旧址偏西空地陆续被清廷编练的禁卫军改造为士兵营房和训练用的操场。关承琳《西郊乡土记·畅春园》记述：“畅春园在海淀西，清高宗常奉孝圣太后驻跸于此，园隙建恩慕寺，今寺门尤存，前有影壁，俗呼黄影壁。园西建筑兵营，园地遂废为操场矣，宫门仅余基址，前有影壁矗立。”民国时期，畅春园遗址已成荒野，仅有恩佑寺及恩慕寺两座琉璃山门残存，仿佛述说着往昔的辉煌。
作者：张安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9期，原标题“清代园林史上的一曲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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